“山药蛋派”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透视
韩宇瑄
（原刊《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03期）
摘要：“山药蛋派”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其在特殊历史时空下独特的形成与发展方式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不仅空前，亦恐绝后。本文试图考察“山药蛋派”形成命名的历史肌理，并从“大众化”、“民族化”、“现实主义”三个维度对“山药蛋派”的发展进行历史透视，通过梳理“山药蛋派”形成时新文学在这三个维度上所达到的高度、“山药蛋派”在三个维度上的认定及其体现出的艺术特色，观照“山药蛋派”作为一个流派的特色、贡献与局限。
关键词：“山药蛋派”大众化民族化现实主义历史透视
作为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横跨现、当两代的文学流派，“山药蛋派”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以其求索的实绩与命运的沉浮带给中国现当代文学以深沉的反思。其农民本位的写作立场、浓郁的“问题意识”与现实主义精神、以启蒙为目的的善意批判在中国新文学史上不仅空前，恐亦绝后，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百年求索心路中的独特一支。其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与脉络不仅聚合着五四以来多种文学文化思潮交融和消长的合力，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着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偶然和必然。
一、“山药蛋派”的形成与命名
“山药蛋派”一般来说被认为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中国共产*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以赵树理为中心，以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为代表，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的“为工农兵服务”精神指引下，在民族化、大众化旗帜下催生和产生的作家流派。与以文学流派成员往往以组织、刊物、沙龙相聚合不同，“山药蛋派”的形成完全是赵树理创作在根据地产生巨大影响后，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受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感召，并在“赵树理方向”的影响下，超越空间限制，自觉向赵树理创作风格靠拢，并由于共同的地域文化、*治生态背景与艺术追求所形成的流派。
该派作家长期生活在山西农村，并以山西农村作为其创作原乡，体现出浓郁的地域文化风情与民族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艺术特色。除此以外，该派作家与主流*治话语联系紧密，自觉承担时代需求和社会命题，将中国新文学诞生以来的启蒙任务、问题意识和现实主义追求融合于左翼—延安—解放区*治话语之中，并以广大农民所喜闻乐见的大众化语言体现出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视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艺术实践方面的直接实践者，甚至标举为“我们的旗帜”、“衡量边区创作的标尺”而获得崇高的*治、思想和艺术地位。建国后，该派作家继续保持高产，并对建国后文坛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与此同时，韩文洲、李逸民、义夫、草章等青年作家也加入到这一流派中，使这一文学流派影响力壮大。50年代中期，“山药蛋派”作家先后回到山西工作，并先后担任山西文艺界高级领导职务，在一方文坛有了较大话语权。他们以山西省文联机关刊物《火花》为阵地，发表了一系列较有影响力的作品，表现出大体相近的艺术趣味和文学主张。终于，在年《文艺报》第十一期推出了《山西文艺特辑》，不仅对该派主要作家作品进行了总的评述，又对一些作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单篇作品发表了专门评论文章，“标志着新中国文艺界第一次将他们有意识地作为群体给予了特别的